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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(196～220)七位文学家的合称.包括：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. “七子”之称,始于曹丕所著《典论·论文》：“今之文人,鲁国孔融文举,广陵陈琳孔璋,山阳王粲仲宣,北海徐干伟长,陈留阮瑀元瑜,汝南应玚德琏,东平刘桢公干.期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.”,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,所以"七子"之说,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.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,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,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,后来投奔曹操,地位发生了变化,才有了安定、富贵的生活.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,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.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.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(今邯郸临漳）中,又号“邺中七子”. 【建安风骨】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、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.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“三曹”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、“七子”（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）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,普遍采用五言形式,以风骨遒劲而著称,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,形成了文学史上“建安风骨”的独特风格,被后人尊为典范.无论是“曹氏父子”还是“建安七子”,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,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.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、晋、南朝的人物评论,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.至于文学评论,当以南唐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最为精到：“怊怅述情,必始乎风；沉吟铺辞,莫先于骨.故辞之待骨,如体之树骸；情之含风,犹形之包气.结言端直,则文骨成焉；意气骏爽,则文风生焉.”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,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“风骨”.风,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,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. 太康诗风(不是太安诗风) 陆机、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,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、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.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,天下重归于一统.当时“民和俗静,家给人足” （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）,社会相对安定,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.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,愿为新朝效力,陆机、陆云自吴入洛,就是一个例证.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,转投司马氏政权者,为数更多.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,也尽力拉拢文人.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,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浮沉,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. 张华因为支持武帝伐吴得到封赏,确立了他此后在朝中的重要地位.陆机兄弟太康间入洛阳,经张华延誉,得到任用.后来,张华被武帝岳父权臣杨骏所忌,不得参与朝政.惠帝时,贾谧专权,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,潘岳、石崇、左思、陆机陆云、刘琨诸人皆在其中,有“二十四友”之称.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,构陷愍怀太子,尤为人诟病.此后,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,战争一触即发.对于这种情形,诗人们虽有所认识,却未能急流勇退.张华晚年,其子劝其退位,不从,说要“静以待之,以候天命”（《晋书·张华传》）.潘岳得势时,其母劝他要 “知足”,“而岳终不能改”（《晋书·潘岳传》）.顾荣、戴若思看到天下将乱,劝陆机还吴,陆机不从（《晋书·陆机传》）.这种处世态度,导致了诗人们在“八王之乱”中多被杀戮的悲剧命运.永康元年（300）赵王司马伦废贾后,诛贾谧,拉拢张华参与其事,张华拒绝,被杀.潘岳、石崇、欧阳建等人亦于同年为赵王伦所害.太安二年（303）司马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,陆机率20万大军为前锋,兵败受谗,被司马颖杀害.“八王之乱”本无是非可言,陆、潘等诗人为之丧命,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,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成果.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,他们努力驰骋文思,以展现自己的才华.陆机《文赋》说“辞程才以效伎”,著文要“收百世之阙文,采千载之遗韵.谢朝华于已披,启夕秀于未振.”为了逞才,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,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,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.而他们的文才,也的确十分突出. 由于时代的原因,潘、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,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,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拟古,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,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. 摹拟《诗经》、汉乐府和《古诗》,成为当时的风气.陆机的《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》八章、《与弟清河云诗》十章,潘岳的《关中诗》十六章、《北芒送别王世胄诗》五章等,均为四言体的名篇,这些诗学习《诗经》,但文辞趋向华美.在《乐府诗集》的《相和歌辞》中,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.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往往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.陆机的《拟古诗》十二首,基本上都是拟《古诗十九首》的,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,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,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,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.然而陆机有时能够拟得惟妙惟肖,有些地方还另有特色,已属难能可贵,所以钟嵘《诗品序》将陆机拟古也列为“五言之警策”. 在诗歌技巧方面,陆机、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,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：繁缛.正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所说：“降及元康,潘、陆特秀；律异班、贾,体变曹、王；缛旨星稠,繁文绮合.”其实,陆机在《文赋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：“或藻思绮合,清丽芊眠.炳若缛绣,凄若繁弦.” 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.“繁缛”,本指繁密而华茂,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.分而言之,繁,指描写繁复、详尽,不避繁琐.缛,指色彩华丽.《说文》曰：“缛,繁彩也.”《晋书·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》说：夏侯湛“时标丽藻”,“缛彩雕焕”；“机文喻海,韫蓬山而育芜；岳藻如江,濯美锦而增绚”；“岳实含章,藻思抑扬”；“尼标雅性,夙闻词令”；“载、协飞芳,棣华增映”.指出潘、陆、夏侯湛、张载、张协等人诗歌繁缛的特征. 左思风力：这是钟嵘《诗品》对左思诗歌的评价.左思的诗歌,尤其是他的代表作《咏史》,借咏史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,情调高亢,笔力矫健,气势昂扬,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,他诗歌创作的这种精神,即是后世所说的“左思风力”. 上官体(不是上宫体) 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.题材以奉和、应制、咏物为主,内容空泛,重视诗的形式技巧、追求诗的声辞之美. 上官仪（约608～664）,初唐贞观诗坛的新秀.因长于南方寺院中,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,“文并绮艳”.擅五言,格律工整,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,歌功颂德,粉饰升平,形式上追求程式化.词藻华丽,绮错婉媚.因其位显,时人多仿效,世称上官体. 《旧唐书·上官仪传》：“工于五言诗,好以绮错婉媚为本.仪既显贵,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,时人谓为上官体.”上官体的“绮错婉媚”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、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.上官仪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,提出六对、八对之说,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,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,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.他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,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. “初唐四杰” 初唐文学家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合称.《旧唐书·杨炯传》说：“杨炯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以文诗齐名,海内称为王杨卢骆,亦号为“四杰”. 四杰齐名,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.《旧唐书·杨炯传》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“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”的评论,《旧唐书·裴行俭传》说他们“并以文章见称”等,所说皆指文.《朝野佥载》卷六记“世称王杨卢骆”后,即论杨炯、骆宾王之“文”为“点鬼簿”、“算博士”,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,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.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.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有“王杨卢骆当时体”句,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；但也有认为指文,如清代宗廷辅《古今论诗绝句》谓“此首论四六”；或认为兼指诗文,如刘克庄《后村诗话·续集》论此首时,举赋、檄、诗等为例. 四杰名次,亦记载不一.宋之问《祭杜学士审言文》说,唐开国后“复有王杨卢骆”,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,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.张说《赠太尉裴公神道碑》称：“在选曹,见骆宾王、卢照邻、王勃、杨炯”,则以骆为首.杜甫诗句“王杨卢骆当时体”,一本作“杨王卢骆”；《旧唐书·裴行俭传》亦以杨王卢骆为序.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,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.王勃明确反对当时“上官体”,“思革其弊”,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(杨炯《王勃集序》).初唐文学家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的合称.四杰齐名,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.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,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.他们的诗歌,从宫廷走向人生,题材较为广泛,风格也较清俊.卢、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,气势稍壮;王、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,音调铿锵.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.陆时雍《诗镜总论》说“王勃高华,杨炯雄厚,照邻清藻,宾王坦易,子安其最杰乎?调入初唐,时带六朝锦色.”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. 唐传奇 传奇本是传述奇闻异事的意思,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.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,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,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.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,题材更为广泛,艺术上也更成熟.唐传奇“始有意为小说”,标志著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. 花间词派 所谓花间词派,因后蜀赵崇祚所选编的词集《花间集》得名.所选的18个作者中温庭筠、皇甫松为晚唐人,其余多数为五代西蜀文人包括流寓、游宦者. 花间词派的形成,自有温庭筠的开山作用,但衍为流派,风行一时,则还有它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原因.晚唐时局动荡,五代西蜀苟安,君臣醉生梦死,狎妓宴饮,耽于声色犬马.正如欧阳炯《花间集序》中所述：“家家之香径,春风宁寻越艳；处处之红楼,夜月自锁嫦娥.”花间词正是这种颓靡世风的产物.晚唐五代诗人的心态,已由拯世济时转为绮思艳情,而他们的才力在中唐诗歌的繁荣发展之后,也不足以标新立异,于是把审美情趣由社会人生转向歌舞宴乐,专以深细婉曲的笔调,浓重艳丽的色彩写宫能感受、内心体验.而李贺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韩偓等人的部分诗歌,又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为花间词的创作提供了借鉴.词在晚唐五代便成了文人填写的、供君臣宴乐之间歌伎乐工演唱的曲子：“绮宴公子,绣幌佳人,递叶叶之花戕,文抽丽锦；举纤纤之玉指,拍按香檀.不无清绝之辞,用助娇饶之态.”（同上）这就决定了花间词的题材和风格,以“绮罗香泽”为主. 当然,《花间集》中也有少数表现边塞生活和异域风情的词,如牛希济的《定西蕃》,表现塞外荒寒,征人梦苦,风格苍凉悲壮；李珣的《南乡子》、孙光宪的《风流子》,表现南国渔村的风俗人情,也较清疏质朴,如“渔市散,渡船稀,越南云树望中微.行客待潮天欲暮,送春浦,愁听猩猩啼瘴雨.”（李珣《南乡子》之九）但这不能代表花间词的总体特征.在《花间集》中成就能与温庭筠比肩、而风格有所不同的是韦庄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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